高考被喻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人生战役”，牵动万千家庭的敏感神经。2017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2019年又逢高校扩招20周年，这几十年的历程也似乎成了大家认识、判断高考价值的不二选择。但实际上，无论是以“考试”选“高材”，还是增加大学学额，都有着长得多的历史，要想准确、深刻地认识高考制度及其社会影响，需要往前延伸、追溯历史。
晚清民初中国始有现代大学，教育考试与文官考试从科举时代的合二为一转变为分而行之。民国“高考”一词乃指“高等文官考试”，而非教育系统中的大学招考。但民国大学招生已渐成体系，不仅多用客观考试，且在1938-1940年间还开展了三年“全国性”（主要是国统区）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这既可看成是1905年科举废除后，全国性统一客观考试选拔人才方式的恢复，又可看成是1952年新中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简称高考）的先声，总结其中的曲折过程和丰富经验，对理解当下和建设未来同样重要。
变与不变：科举以来的中国人才选拔
晚清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教育体系，中国教育的内容和人才认定的标准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但人才选拔的方式方法变化有限。从鸦片战争至晚清新政，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被视为阻碍近代化的绊脚石而遭受批判和抛弃，社会对人才的定义从掌握儒家经典转变为对西方现代科技知识的获取。
伴随着现代学校体系的建立，大学因负有“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使命而被视为挽救民族于危途的关键，如何能有效地选拔出大学的“可造之材”就成为影响民族未来的大问题。但与教育内容、人才标准的巨变不同，大学主要采用的依旧是科举时代就大行其道的“考选”方法招收学生。
有研究认为，北洋时期政府对大学缺少管控，对大学招生，教育部只有资格上的要求而无招生形式和录取标准的规定。但实际上，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明确规定公立大学预科和专门学校在招生时，除了“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试验，得有及格证书”外，还必须在入学时“受选拔试验”，即用竞争性考试选拔新生。
此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进一步明确私立大学也须使用考试招收学生。总的来说，民国时期无论是国立还是私立大学，即便在学校自由组织招生的情况下，也多采用客观考试的方式，各校都制定了“不亚于高考”的组织规则。民国时人认为：“我国现实的招生，大体都用考试”，“民国青年们如果想要在教育的金字塔中不断前进，所依靠的只有‘一年一度的考试’”。这与今时今日很是相似。
因此，“竞争性试验”依然是民国大学招生的主要方式，其“以考查人”、“凭分录取”的思想上承科举制下的功名考试，下贯今日之高考。有学者认为尽管科举在1905年就被废除了，但延至民国，传统的考试文化和方式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为发达。1941年胡适更在英文文章里指出，有三个历史因素使得中国能够在亚洲率先摆脱君主制，长达2000年的客观和竞争性考试选拔体系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热衷“客观考试”，不仅认定它能有效体现应试者的能力，实现选拔人才的目的，更在于它所蕴含的“选贤任能”（meritocracy）的思想和公平的价值取向。
不变与变：招考组织差异与生源变化
不过，虽然都使用客观和竞争性考试，但依靠大规模数据库的研究却发现，从19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的约150年里，中国选拔出的大学生或科举成功者，其社会来源却有着结构性的差异。从1865年到1905年科举废除，官员子弟几乎垄断了中高级的科举功名（进士、举人等）； 1906-1952年间，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等近、现代新职业群体代替传统官员群体，在大学生家长职业中占据明显优势；1953-1993年工农或无产者子弟成为新的大学生优势群体；1994-2014年有产者和工农无产者子弟混杂，但有产者子弟的优势逐渐显现。
“学校籍社会而存在”，学生来源的结构自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阶层收入的差距、城乡不平等的现实等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考试的知识要求差异、经济门槛高低等亦有不可小视的影响。
以民国为例，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已要求各大学招考需依据中学生毕业生程度出题。除外语考试外，其余科目必须用中文出题并作答。但沪上某著名国立大学，长期视此规定为无物。不仅各科考试（国文除外）都采用英文出卷，要求英文作答；更是不顾中学教学实际，完全按照大学，甚至是欧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要求出题。其结果是基本只有上海的著名中学能够按此要求训练学生进行备考，大学名额也为这些中学所垄断，以上海为主的大城市有条件家庭子弟成为大学生之主体。这样的考试要求，虽然看似大大提高了竞争性和选材质量，但却丧失了真正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考试在实现教育选拔功能的同时，更显示出教育淘汰的效果，教育权有成为教育特权的趋势。
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考试的知识要求基本稳定，与中学课堂学习的衔接也比较适中。虽然文革前高招中直接向工农倾斜的政策被取消了，1980年代以后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更是不断拉大，但若以工农与非工农之比作为判断高等教育招生是否公平的主要标准，基于两所国家与地方重点大学研究的数据表明，至少到1990年代中期，甚至是高考扩招全面推行后的2000年左右，中国高等学校中各类家庭学生的比例还是较为稳定的，教育的不公平性并没有明显增加，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所推进。
但随着自主招生制度的全面推行，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与民国大学自主招生不同，当下的自主招生，目的在于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因此，这一制度设计初衷就与缩小教育不平等没有直接联系。
自主招生虽然仍使用竞争性考试，但一项针对某国家级重点大学2007、2008年自主招生情况的研究表明，在这一制度下，来自有产者家庭的子弟比例越来越高，几乎成为垄断者。这正如某些民国大学的招生，在看似大为提高考试竞争性，提升选材质量时，忽视了对学生社会来源的影响。
因此，在高考扩招推行的最初几年，不少学者批评扩招对社会中下层子弟向上社会流动的增加有限，而我个人认为，与此相比较，招生方式的具体转变，对社会中下层机会的压缩可能更值得警惕。
高考需兼顾两种价值观
“社会籍学校而进步”，学校与社会是彼此互动，互为影响的。近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前近代向现代的艰难转变，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规模更是从1978年的3670亿人民币增长到了2017年的82万亿，翻了33倍之多，年均增长达9.5%，被誉为“中国奇迹”。
而与此同时，教育精英在人口中的比重也有着“奇迹”性增加。1700年左右，中国总人口约1.5亿，今日中国人口超过13亿，增长了9倍左右。整个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从10万多增长到了1亿多，扩展了1000倍。在校大学生也从十数万增长至千万，增长超过100倍，这种人力资本的大发展是经济奇迹的基础。
保持高等教育获得者社会来源的多样性与保持一个较大规模和较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群体是同等重要的，对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今日帮助更多的农村学生与贫困家庭子弟进入一流大学就学，不仅有利于更有效的社会阶层流动和社会稳定，也可以保证中国教育系统从更广泛的人群中选拔优秀生源。按照生物学的观点，智商在人群中的分布是随机的，更广泛的选材有利于培养出更具创造力的人才，对保持国家与民族在未来的竞争力意义深远。
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更是大学本身无法承担和完成的，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与投入。尽管中国与西方社会有着大不相同的社会背景，包括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历史，但“异中有同”，财富等不平等加剧是中西社会面临的共同困境。
二次大战后到今天，欧美主要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提高教育精英的流动性，实现精英生源的多样化以促进社会活力，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甚至1980年代以后，欧美精英大学学生来源的同质性还得到了加强，严重缺乏流动性，也被认为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这样的挑战同样在考验着中国高考。
现阶段，强调考察课堂所学、采用客观的考试方式和实行严格的按分数招生是中国高考统招的鲜明特征，也是相对来说最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工农子女的最好制度安排。
从长远看，除了坚持严格客观考试标准，保证选拔质量之外，中国大学生源，特别是重点大学生源保持多样性的关键，还要依托合理基础教育资料的分配，使更广泛的人口享受到有质量的基础教育，才能保持教育的基本流动性，促进新旧交替以实现人才的活力。特别是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提高普通中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对于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非常重要。
现阶段实行的一些贫困地区照顾录取政策，作为一种补偿措施有其价值，但不是长远之计和根本之道。这样做，不仅掩盖了相对发达地区内部不同阶层子女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还会使得某些偏远、贫困地区的政府降低发展基础教育的决心和努力，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区间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不均衡。总而言之，生源质量和阶层交流是中国高考必须同时兼顾的两项使命，它们彼此有差异，甚至有矛盾，但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具有同等重要性，不可偏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