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
特别是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和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时候都更为迫切。作为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的教育,能否跟上时代的脚步,能否踏上历史的巨浪滚滚向前?
在深入总结高校自主招生十六年试点经验,充分借鉴上海等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成果的基础上,近日,教育部出台《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从2020年起实施“”。
这是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以来,高校人才选拔培养迎来的又一重大变革。作为新高考在新时代的新突破,集中体现了新高考的改革方向。
变,直面现实问题
开宗明义: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学生的评价模式,逐步形成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有效机制,重点破解基础学科领军人才短缺和长远发展的瓶颈问题。
与之前试点的自主招生不同,从选拔定位、试点学校范围、招生专业、条件到入围高校考核方式、录取方式及培养模式等,进行了系统性重塑。
明确,起步阶段,遴选一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开展试点,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结合高校办学特色,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基础学科专业安排招生。
在制度设计上,将选拔两类群体,主体是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和少数在某个领域具有突出才能的“偏才怪才”。
就考核而言,取消论文、专利等作为入围高校考核条件的做法,将以往自主招生的“降分录取”改为“基于统一高考的多维度考核评价”,按综合成绩重新排序、择优录取,高校考核安排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同时,教育部指导高校积极探索建立基于能力考查的笔试、面试,增强选才的科学性。
具体来说,针对第一类考生,高校根据考生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按比例合成考生综合成绩,其中,高考成绩所占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85%,并按考生综合成绩由高到低进行录取;针对第二类考生,由高校提前制订破格入围高校考核的条件和破格录取的办法、标准,并向社会公布,组织专家对相关考生进行严格考核,达到录取标准的,经高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报经生源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核准后予以录取。
“科学性与公平性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一对难以平衡的矛盾。自主招生政策实施16年来,也一直在探索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钟秉林表示,此次改革面对现实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着力解决自主招生中申请材料造假、高校提前“掐尖”等问题,进一步严格规范招生程序,明确高校考核要安排在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进行等举措,建立更高水平的公平保障机制,体现了促进人才选拔的公平性、实现社会正义的政策导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院士认为,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的改革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有了更高目标,的实施,一方面更好地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正义,有助于高校个性化选拔优秀人才,同时又能针对性地确保国家战略领域的后备人才储备。
改,瞄准四个维度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新时代教育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也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初心所在。
奔着问题去,立足国情和教育发展现状,将评价选拔体系系统性重塑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破除“五唯”评价机制改革、推进高等教育相关改革、促进教育公平紧密结合,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提出了全新的方向和目标。
“此次改革最大的亮点在于,明确了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改革方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瞿振元认为,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科技和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着眼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时代要求,充分发挥高考这个指挥棒的正向作用,把高校招生与人才培养、“双一流”学科建设、科研创新等全面贯通衔接起来,形成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合力。
明确,对通过录取学生单独制定培养方案,探索建立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推进科教协同育人,鼓励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前沿科学中心、集成攻关大平台和协同创新中心等吸纳这些学生参与项目研究,探索建立结合重大科研任务的人才培养机制,积极为关键领域输送高素质后备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学院教授李大潜认为,随着高考改革、“双一流”建设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深入开展,高校已切身感受到改革的“红利”,也有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动力。在这一大环境下,为进一步优化人才选拔方式,助力国家的长足发展,“”立足国家战略,重点支持基础学科、核心技术领域相关学科,同时又加强招生与培养的衔接,相信通过该计划的实施,能够为国家基础学科的长期发展、关键研究领域的重点突破提供坚实的人才梯队。
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常务副书记于涵看来,充分考虑了我国高考制度的特色和当前高考改革的实际,同时借鉴了世界一流大学在人才选拔、录取以及培养上的基本经验,遵循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它打通了拔尖创新人才的评—选—育—用等多个关键环节,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又形成合力,真正做到了应需选才、因材施考、因材施招、因材施教及才尽其用。”于涵表示,这一举措,将逐步形成教育领域基础学科高水平人才成长和发展的新格局。
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量子通信,都需要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作有力支撑,基础学科对于原始创新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之所以缺乏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呈现“卡脖子”局面,与基础学科发展较慢,顶尖基础学科人才缺乏密切相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在面临专业选择时,受社会舆论、收入排行等影响盲目追求一些看上去前景好、收效快的热门专业。
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余潇潇认为,如果希望在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中领先一步,对优秀学生的学术志趣引导、科学素养提升、数理基础强化的提前布局就刻不容缓。高校应积极引导学生将自身兴趣与能力相结合,与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相结合,对拔尖创新人才进行贯通培养、系统培养,勇于担当,为国家破解“卡脖子”难题打好人才基础。
“首次在人才选拔的政策设计中明确提出重点在基础学科安排招生专业,真正选拔出一批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青年学生进行专门培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领域人才需求。”在余潇潇看来,这体现了教育评价改革的大逻辑,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才培养,为国家培养出更多能够适应和引领未来的领军人才,这也必将对未来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构调整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叶企孙物理班首席教授朱邦芬结合近10年来“学堂计划”的教育改革实践,深深体会到,关键在于营造一个优良“环境”,使得有潜质的杰出人才比较容易“冒”出来;而优秀学生荟萃是优良“环境”的一个基本要素。因而,识别和选拔具有突出创造性的学生十分重要。
朱邦芬认为,鉴于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高考仍然是促进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维持社会公平、选拔人才的主渠道,在高考主渠道的基础上,对于少数痴迷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并有特殊才能的中学生,一流高校的招生中提供一条促使他们能脱颖而出的渠道,这于国于民功德无量!
在选拔方式上,拓宽了人才选拔的视野,拓展了考生评价的维度,依据考试成绩但不“唯分数”,面向考生的长远发展而不局限于现有水平,立足于对考生的内在特质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考查而不再倚重一些外显的指标。
“这是考试招生改革在‘破五唯’上释放的强烈信号。”于涵表示,通过在高校人才选拔上发力,逐步形成多元评价基础上的多元录取局面,虽然这一计划规模不大,涉及的人数不多,但影响面较广,足以形成积极导向,以破除唯分数、唯论文的务实举措来诠释一种新的人才观念。
随着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平稳落地,新高考正在不断地完善和推进。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介绍说,新高考改革试点是“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上海自2014年实施以来,新高考改革试点坚持“两依据一参考”基本选才办法,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稳步推进,获得考生和家长以及社会舆论的认可。
“在选拔方面,对高考成绩给予了足够重视,对综合素质和能力考核借鉴上海等改革省份经验,提出了更加具体可操作的评价办法,务实稳妥,是对浮躁功利、弄虚作假风气的摒弃,是对优良教育传统和公平正义的坚守。”宁波市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表示,直面问题打出具有强大系统合力的“组合拳”,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又好又快成长安装了“加速器”。
试,带来深远“杠杆效应”
“制约我国高水平顶尖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教育阶段之间难以有效衔接,只能以升学招生为通道,而在单一的评价模式下,招生往往‘见分不见人’。”北京大学招办主任李喆坦言。
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学生的评价模式,逐步形成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有效机制,这一转变的实质性推动,是从自主招生改革探索开始的。
清华大学附中校长王殿军指出,在基本学业成绩之外,同时考查学生思想品德、社会责任感、理想信念、发展潜质和其他专长与天赋等无法通过笔试反映的素养,这是选拔理念的创新。自主招生启动10多年以来,素质教育理念在高校人才选拔的实践中得以体现,也正向引领了基础教育和社会价值取向。
随着招生改革的深化,尤其是新高考改革来临,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实现人才培养全面育人、综合发展,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促进科学育才、公平选材,成为时代要求。
“但这个理念的落实和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王殿军表示,不仅高校应该在如何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上下功夫,高中也应该为大学选拔学生提供客观的基础大数据支持,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选材之路。
打通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在学科教学、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壁垒,成为连通中学新课改、新高考改革的桥梁,还明确将建立在校生、毕业生跟踪调查机制和人才成长数据库。在李喆看来,这些举措能更好地按照学科规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也将影响、反馈和辐射到基础教育层面,进而促进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当下,有些学校为让一些学科特长生被直接保送名校或获得自主招生极大优惠降分,把他们的全部时间精力都放在某一门学科竞赛辅导上,而放弃参与其它教育教学内容,“成败在此一举”。吴国平认为,这种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做法是十分要不得的。
“基础教育需要遵循创新人才成长规律,高中是创新素养培养、创新人才成长的重要关键期,我们对其内在规律、方式方法的认识和把握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吴国平表示,基础教育要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培育优质土壤,积极引导学生将个人的成长进步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兴趣、特长转化为能服务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学科、专业、职业上去。
的实施,不仅会优化高中育人方式,也将给高等教育带来深远影响,倒逼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制度:高校怎样考核才能保证选才的科学性?不允许高考前“掐尖”,高校拿什么特色吸引优秀生源?招进来了,如何培养?如何管理?如何评价?如何畅通成长发展通道、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
在上海曹杨二中校长王洋看来,尽管该计划中已经列举了具体措施,但实施中,还得靠“一校一品”。更深远的“杠杆效应”是夯实高中创新人才的早期培育以及与高水平大学的连续培养通道,引发高中办学和高校招生更深层次的改革。
瞿振元表示,此次改革试点先行,重视规则,这样做比较稳妥,也有利于公平公正。通过这次改革,在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上,可期取得新进展,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协调发展。
“无论是自主招生还是‘’的实施都不能回避我国的基本国情。尤其是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后,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选择性需求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将会持续存在。”钟秉林表示,“”的实施要解决自主招生中出现的科学性与公平性问题,探索一条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路径,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满怀期待。